2000多年前，有个“曾参杀人”的故事。当时的社会舆论一边倒，都说孔夫子的学生曾参在外面杀了人，实际上他没有杀人，人们却信以为真，就连深信儿子品行的曾参母亲也改变了态度，吓得“投杼越墙而走”。本世纪50年代,全国许多报纸陆续刊登小麦亩产10万斤,水稻亩产上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一棵白菜600斤的新闻,许多地方不断放出“高产卫星”。在一片狂热的鼓吹中，不仅少数权威人物相信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些科学家对这些浮夸到顶峰的现象提出“科学依据”。本世纪60年代，-------“点燃了无产阶级的熊熊烈火”，全国许许多多的“小将”和其他群众便戴着红袖章，手捧“红宝书”跟着犯了热昏病，使我们的祖国受到了空前浩劫。本世纪70年代，有一位考试交白卷的人不仅读上了大学，还被宣传成英雄，并且还代表国家青年到一个教育事业很发达的国家，受到了“热烈欢迎”，回来后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宣传他在外国的讲演，许多人信以为真，“深受感动“。到了本世纪80年代，又有一位武术老人被种种传播工具大肆宣传，许多人心目中又有了一个盲目崇拜的偶像。他自己也曾经得意地说：“我现在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人山人海，就像当年在见一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海灯法师还是一位刚刚走出逆境的民间武术家的时候,我和一位通讯员最早采访了他.谁知,后来各路文人趋之若鹜,各种传播工具竞相宣传,对他的宣传步步升级,越吹越神,使他成了少林正宗、佛门高僧、医术奇人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中的英雄。这场本来不该发生在80年代的造神运动，不仅愚弄了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也使许多知情者和头脑尚未发热的的人感到不满和和失望。“究竟是海灯伟大，还是、彭德怀这样的人（对他们的宣传不如海灯）伟大？”“过去常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现在对海灯却是想怎么吹就怎么吹，说好说孬都不管，还算认真吗？”这些话语常常像火一样煎熬着我的心,尤其是在去年了解到一些令人悲哀的内幕后,再也没办法忍受沉默了，无论作为这场造神运动的参与者还是普通的知情人，都有责任站出来讲明实情。否则，就是丧失良知，亵渎历史。

  1982年，电影《少林寺》开始在全国城乡放映，引起了轰动。这部片子开了“文革”后武打电影的先河，娱乐性较强，受到观众欢迎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过，许多观众除了娱乐外，却认起真来，一度被人们冷落的少林寺跟着热闹起来，本来就比较神秘的少林武术更加增添了神秘色彩，渐渐刮起了一场经久不衰的“少林旋风”。就是这股“少林旋风”卷入了海灯法师，给他的命运带来机遇。笔者就是在这时想到采访他的。过去，早就听说海灯是少林寺教练，武功了得。并且听到许多关于他的神话传说：有的说他能飞檐走壁，日行数百里，从成都买包子回江油县还冒热气；有的说他手指头一动就可以戳死一头水牯牛；还有的说化的水能治癌症（海灯本人就是死于癌症）。这些话都是从那些文化素质较低的人口中传出来的，我听了后没有当真。有一次，我在一位朋友家中见到海灯的贴身徒弟。有一群小孩围着他，看他抽“干筋”。那时还在“学大寨”，农民都是“苦行僧”，许多人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我那一位朋友的孩子脱掉上身衣服，由他在背上反复揉搓。据说是“干筋”就在背上，抽掉这根“筋”就可以长胖。我当时也是农民，也是面黄肌瘦，也乘兴请他抽“干筋”。虽然我在以后的“文革”岁月里仍未摆脱困境，还是面黄肌瘦，还是没有抽掉那根“干筋”，但还是对这位海灯徒弟有了较好的印象。他热情豪爽，乐于助人。其实，江油人也仅是知道海灯的种种传说，并不完全了解海灯。他早年出家，以后长期浪迹天涯，既当和尚，又当武术家，既在净土，又在红尘中。出家人不知道他在武林中的事情，武林中又不知道他在佛门的情况，民间的凡夫俗子更是不知真情，他的许多经历都是由他说了算。海灯有旧学根底，终生与佛教和武术结缘，这是无可非议的。至于他具体干了哪些事情，就很难弄清。“文革”中，海灯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专案组根据许多危言耸听的传说专门调查，结果，走遍大江南北也没找到什么“罪证”。去年，海灯武馆筹备组进行了广泛调查，在后来整理的简介中，不少地方使用的是比较谨慎的概括性语言，没有对人们熟知的诸如就读于四川大学,投师于汝峰上人等许多重大事情予以证实。据当地知情人说，海灯20多岁时，突然被父母从外地通知回来拜堂成亲，进入洞房后，揭开“盖头”一看，发现新娘竟然是继母改嫁时带过来的妹妹范玉生。这位妹妹形象欠佳，脸上有某种缺陷。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海灯连夜逃到成都昭觉寺出家。海灯到昭觉寺后，继母和范玉生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他，哭着叫他回去。那时的妇女是嫁鸡随鸡，只要拜了堂就注定了命运，母女二人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海灯硬着心肠没有答应，坚持采取出家的方式和封建婚姻抗争，正式拜了昭觉寺智光方丈为师。玉生绝望了，说她没脸回家，也要出家。这期间，昭觉寺发生了一场变动，智光失掉方丈位置，便带徒弟到绵阳一家杂牌小庙，以后又到梓潼大庙山。智光收玉生为徒，取名海勤。除了海勤外，还继续收了海慈、海愿、海金、海珊、海蜜、海甜等10多个男女徒弟。智光师父原来是私塾教师，擅长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徒弟们也受到熏陶。当时和尚尼姑同师同庙，难免不被人风言风语，据说其中也确有人间私情。海灯却很纯洁，尽管可怜的海勤一直喜欢他，总是盼着他回心转意，他却始终没这个意思，并在后来离开了四川。海勤1958年从梓潼大庙山回乡务农，以后在重华镇上当小摊贩。海灯离开四川后,先后到过不少地方,参加过不少佛教活动和武术活动,后来常住在江苏省吴县一家寺庙,据说是1959年当过那里的县政协委员。这期间，海灯常到上海。上海市武术家协会主席顾留馨1988年1月到江油时说，1961年，海灯在报上看到上海体育宫办武术培训班的消息后，常常去参观，认识了顾留馨，被邀请表演武术，有时安排他教学员。当时，上海有许多武术家不服气，要和他比武。顾留馨多方做工作，消除门户之见，劝阻他们的过激行为。从此，海灯在上海武术界有了一席之地。正在这时，上海武术界开展整理武术遗产，繁荣武术园地活动，经常组织各门各派的民间武术家表演各种各样的武术。海灯也参加了这项活动，随之在报纸上有名。海灯作为和尚和少林派武术家，较有特色，先后在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作了武术表演，这期间是他一生中当众表演武术达到最高峰的时期。尽管如此，那时候的报纸仍然没有把他放在突出位置，只是把他当作上海地区众多武术家之一。1961年3月19日，新民晚报报道当天参加表演的武术家名单中，海灯和尚名列倒数第二，他前面有邵善康、张海风、褚桂亭、张达泉、王菊蓉、蔡鸿祥、徐文中、王风章、冯祥瑞等。这仅是同场演出的，还不算当时上海武术界中更有名气的武术家。光明日报介绍上海开展这项活动时，也只是简单提及海灯和尚。当时主要是搜集整理武术遗产，越是老武术家越受重视。海灯曾对人说，搞武术年龄越大越吃香，打得不好人家会原谅你，打好了就夸你是老英雄。也许是这个原因,海灯后来把年龄越说越大。有人在重华乡过去的户口上查出海灯生于1917年，海勤说他生于辛亥年，1979年海灯拍的照片上写明“时年75岁”，1982年他对记者说是79岁，1984年春节联欢会上说是83岁。据此推算，海灯逝世时分别是71岁、77岁、84岁、85岁、87岁。中新社报道他终年87岁，病逝于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华社说他终年86岁，病逝于四川省人民医院。海灯的年龄和他的身世一样，成了“巴蜀之谜”。“文革”开始后，虽然全国陆续开始武斗，而对武术却没人注意了，许多武术家都成了“牛鬼蛇神”，海灯这样的民间武术家更是受到歧视。1967年，他被清理遣送回重华乡。开始不习惯，又到外地漂泊，像江湖上的流浪艺人那样混日子，那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日子也很不好过，常常被当地部门审查，押送回家。他感到无法和命运抗争，便开始安下心来定居，又和海勤住在老屋里。兄妹俩常常为一些小事吵架，于是海灯便将自己的房间和海勤的住房隔开，以后又在徒弟的帮助下修了两间非常简陋的小屋。海灯为了晚年有靠，收养了一个干儿子，海勤也在这之前收养了一个干女儿。他们虽然不当和尚尼姑了，仍然信佛，常和出家人来往。昭觉寺的一位出家人去看望他们时，海灯海勤都热情接待。海勤毕竟是女人，招待得周到些。相比之下，海灯不善于待客。海灯为此又责怪海勤，说这是使他难堪，客人会认为你好我不好，你当好人我得罪人，于是又当着客人的面争吵起来。这位客人劝道：“你们吵了几十年还没吵够吗？如果你们当初拜堂后不出家，自己生儿育女多好，何必要等到现在才来收养干儿干女！”海勤在镇上当小摊贩，除了自食其力外，还略有节余，她常常无私帮助出家人。尤其是在生活困难时期，她将本地农村的红苕片、萝卜叶子洗得干干净净，晒干后送给成都的出家人。一位出家人至今一说起此事仍然很激动：“那时菜叶子都很宝贵，娘娘（海勤）收菜叶子时选了又选，晒的时候还要专门守麻雀，不让鸟粪沾在上面，她给我们的菜叶和街上买的大不一样。”还有一位出家人说：“娘娘心好，相从心变。她年轻时又黑又麻，后来变富态了。”海勤1984年去世后，佛门众僧在新都宝光寺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文革”中，海灯虽然作为“内控”人员受监督，还常挨批斗。但是，家乡人并没有过分为难他，没有强迫他参加生产劳动。他除了教徒弟习武和行医外，还常常在屋里对着菩萨念经，替求神拜佛者超度亡灵，消灾除病。这些人都要给他送钱送物和送一些营养品。这使海灯的基本生活仍然比当地贫苦农民好得多。他那时就像今天那些不愿露富的个体户一样，不敢把多余的钱存在银行里或是全部放在身边，而是放在外地朋友家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海灯的命运开始好转。1979年，香港长城影业公司和峨眉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纪录片《四川奇趣录》，专拍奇人奇景。在江油先是选中窦圌山，这里风景奇特，诗人李白为此留下了“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的诗句。“画屏”里的三块巨石成峰，峰上各修一庙，各庙之间用上下两根铁索为“桥”。这“桥”一般人不敢过，有专门的过桥和尚替香客们到庙中烧香许愿。导演很感兴趣，请那位已还俗的和尚重穿僧衣，在铁索桥上表演“绝技”。当时，和尚拍电影就像和尚表演武术一样新鲜。于是有人想起了海灯和尚。摄制组托成都的一个朋友以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名义到江油县委联系时，当时县里以介绍信不是上级党委开的为由，拒不接待。这位海灯徒弟多方努力，排除种种阻力，终于获准海灯上银幕，在影片中有一分多钟的镜头。这个电影有较大影响，再加上落实政策，海灯的政治处境有了很大改善。这以后，他不再是“文革”中的“鬼”，也没有成为现在这样的“神”，如果不是后来的“少林旋风”，他的一生中可能还要多过一些“人”的日子。一位曾经在重华乡插队落户时同海灯交往较多的女知识青年说：“海灯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他随国家的命运历经坎坷，他压抑了自己的感情，扭曲了自己的生活。当年我在农村时，很可怜他。后来他被吹成名人后，我仍然可怜他。”

  故乡见闻1982年8月22日，我到江油采访海灯法师。江油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这里物产丰富，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是天府之国的明珠。作家李准曾来这里参观李白的故居，谁知他后来突发奇想，把电影《牧马人》中的逃荒女子李秀芝说成是江油人，江油人为此深感委屈。其实，江油本来就是吸引外地姑娘远嫁而来的地方，外地逃荒女子只有在江油找不到安身之地时，才有机会到李秀芝的去处。江油的名人除了有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外，还有四川最早的马列主义者王右木，还有世界举重冠军刘寿斌。可惜他们不懂少林武术，没有海灯的殊荣。到了江油后，我担心采访不顺利。尽管在几天前从编辑部给乡党委通了电话，请他们替我联系并协助采访。但是，海灯是四大皆空的出家人，照常理说是淡泊名利，他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吗？这时，我想起了在县政府工作的通讯员肖定沛，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海灯的朋友，和海灯曾是街邻，肖定沛曾帮助海灯做土砖、砌墙。肖定沛欣然同意，专门请了假陪同我去采访。8月24日下午，我们到达离县城50多公里的重华镇，这是个偏僻的农村场镇，海灯的家在小街背后，家门前有个小院坝，因为练武被踩得光秃秃的，院坝边整齐地排放着多种兵器，很有武术之家的气派。海灯正在教一个少年练武，速度很慢，像是在做分解动作。他屋里灯光很暗，我们在院坝里采访。正要采访时，院门处响起了敲门声。海灯前去开门，见是场上一个青年来学武，便说：“报馆来人了，一分钟也不空。”看到海灯这么热情，虽然有些意外，但又暗自高兴，觉得他还是有人情味。海灯拿出一包保存好的资料,主要是60年代初期报道有关他的武术活动的报纸剪报,还有一些照片。海灯在逆境中时,这是他的精神寄托,常拿出来给当地青年和下乡知识青年看,他在美好的回忆中得到安慰。报纸资料都很简单，比较详细的资料是一个徒弟根据他的讲述整理并复写的《海灯法师简历》。这份资料虽然只有1100字，但容量很大，把许多真真假假的事情都说了。后来的许多文章大多数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工的。我当时也是把《简历》作为采访提纲。看到《简历》上写着他“日中一食，长坐不卧，数十年如一日”时，我十分惊奇。海灯见状，带我参观他“长坐不卧”的地方。这地方在阴暗的角落里，不像人们常说的床，只有一床蚊帐罩住一排用砖垫起来的木棒，木棒上铺了一张旧草席，海灯说他每晚就坐在这里“睡觉”。他还说：“我过去是用圆沙罩着一张小方桌，在桌子上‘睡觉’的。前些年有人说我是兴妖作怪，便换上了这床普通蚊帐，使其像床的样子。”他还说，因为睡觉容易想入非非，产生情欲，发生遗精现象。坐睡可以清心寡欲，有益于保持童体。他主要是因为几十年来从未遗过精，保持了“童体真身”。谈到“日中一食”时，他补充说，并不全是一食，有时是早、午两次进食，晚上不吃，每天只吃五两粮的稀饭或面食。鸡蛋、豆腐这样的营养素食吃得较少。我当时相信了他的话，但是并没有专门观察过，其他记者和科研部门也没有对此进行科学考察。1988年，两位同海灯一起睡过觉的徒弟对我说：“海灯法师坐着闭目养神或念经的时候多，睡觉不脱衣服。但是，只要是真正睡着了，都是倒卧或靠墙睡的。”对于他的“饿功”，我在因报道此事受到中江县读者来信批评后，专程访问了华西医科大学副教授颜道真和省医学情报所的营养学医生，他们提供的科学数据是，成年人每天需要的热量标准是每公斤体重40卡热量。假设体重50公斤的人（海灯是50多公斤），每天维持生命基本需要的热量是2000卡。海灯每天吃250克粮食，若转化成蛋白质或糖类就更少，远不够维持生命需要的热量。天津《长寿》杂志1983年第三期发表了作者闻毅同年3月在少林寺采访海灯的报道：“由于他活动量大，除中午吃饭外，早晚也都各吃一点，现在他一天能吃一斤多粮食。我去采访的那天中午，他除了吃两碗汤元外，还喝了一碗稀饭。”据海灯徒弟及知情人说，海灯常服麦乳精之类的营养品，还一段时间注射进口人体球蛋白。海灯生病后，有位徒弟认为这是致病的原因。海灯家里醒目的地方,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功深面壁,绝技惊天”8个大字。这面锦旗许多报刊都刊登过,海灯从不同角度与锦旗合影的照片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但是,锦旗的真实来历我是在海灯逝世前不久才知道的。1979年，海灯及徒弟参加拍摄纪录片《四川奇趣录》后，摄制组除了将演出用的服装相送外，还按借调人员付工资，范应莲等人每月45元。海灯表示不要钱，希望给他送锦旗，并自题了“功深面壁，绝技惊天”8个字。摄制组的同志说：“我们不懂什么叫功深面壁，你们就以我们的名义自己做吧！”于是，海灯叫徒弟刘学文在成都用40元钱做了一面锦旗挂在宝光寺。回重华后，海灯和徒弟们决定再做一面锦旗挂在家里。为了办这件事，范应莲于1979年9月15日写信给成都的刘学文师兄，信中说：“当地亲友及诸同学说最好锦旗留在精舍（海灯家），以（以）作纪念。反复思惟，只好请你照原样再（再）做一面，3至5日送去（来），越快越好，因我辈说话必需（须）性意（可能指讲信誉），万不能言行反复。人民币请你暂垫，伯父（海灯）到成都付你，决不短少分文，请放心。”他家这面锦旗就是第二次做的。这次共采访了一天多时间，海灯精神很好。他毕竟是见过世面的人，谈吐机敏，善解人意，有问必答，详略得当，有时还要说几句风趣话，采访他比采访一般工人农民顺利得多。但是，进一步探索就觉得有些不对劲。海灯信神信佛无可非议，可是，他的身世和种种功夫也充满神秘色彩。本来，我和肖定沛在看了《简历》后已商量了写作提纲，准备写长篇报道。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我们不敢把那些不可靠的事情向读者介绍，只是写了一篇千多字的稿件刊登在四川日报体育专栏里。题目是《海灯法师话少林》，主要是请他谈少林武术，也介绍他的武术。稿件中虽然也有后来发现的不准确的地方，但总的说来是比较有分寸。当时，我们对海灯总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认为他毕竟终生从事武术事业，对发展民间武术有贡献，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具有新闻特点，值得宣传。尽管我们已初步发现他和其他采访对象一样也存在缺点，还是同情他、理解他。海灯虽然出了家，却没有离开社会，尤其是在坎坷的生活中，为得到人们的信任和理解，难免不像其他跑江湖的人一样自吹自擂。海灯是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少林寺“文凭”关于海灯的“少林正宗”问题，报纸宣传中是逐步升级，而且在不同时期又互相矛盾。1961年3月19日及以后一段时间，上海《新民晚报》称海灯为“海灯和尚”。1961年7月24日，《新民晚报》改称为“一度在嵩山少林寺传艺的海灯和尚”。1962年6月25日，《新民晚报》又有新提法：“海灯法师昔年在少林寺习技，后来担任了少林寺武术教师。”以后许多家报纸都用了这样的新提法。1962年7月，海灯法师到四川后，《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都用上了上面的新提法，并开始称他是“著名少林派武术家”。1982年12月19日，《中国青年报》称：“海灯法师是在世的唯一一位少林派武术正宗大师，曾被少林武术大师汝峰老和尚带到峨眉山嫡传绝技。”１９８５年５月１８日，《四川日报》刊登了三位通讯员写的访问记。文中记录了范应莲的线年，少林寺武术大师汝峰上人，奉当时少林寺方丈妙兴之命，到成都收海灯为徒，传授真功”、“海灯法师在毗卢殿挡住他（一个外国人）开口说道：‘我乃少林寺第３２代传人，代表少林正宗！”据说，有的外国人认为，少林武术正宗不在中国少林寺，而在他们国家。这本来是外国人的荒唐话，一些炎黄子孙却格外认真。那个外国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发达的文化教育事业，争这些现代化的东西不容易争赢。古老的少林武术是我们的国宝，这样的一个东西容易争，不争白不争。于是，“少林正宗”就应运而生。殊不知，时下“正宗”二字已经贬值。在街头举目一望，到处都有“正宗”的招牌：正宗川菜、正宗牛仔裤……实践经验告诉人们，越是声称正宗，越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赚。不过，真奇怪，这些“正宗”有时也确实比真正的正宗吃香。少林武术仅是民间武术的一个流派，并不是完全代表中华武术。佛教虽然在我国源远流长，却始终没有成为统治力量，不可能会产生比用于战争实践的官方武术更高明的传统武术。和尚主要是念经而不是打仗，即使和尚中有武术高手，也是偶然现象。少林武术和其他民间武术一样,主要是用来强身健体,消遣取乐。据资料记录，当初，少林和尚念完经后，坐得难受，单调枯燥，于是便想办法跳跳闹闹，舒展筋骨。先是模仿龙、虎、蛇、豹、鹤的动作，形成以这些动物为名的拳种。这就是最初的少林武术。古时候虽然新闻业不发达，人们却仍然懂得新闻价值。老百姓和军人练武不是新闻，和尚练武就是新闻。少林武术因此充满神秘色彩，吸引了更多的武术项目和武术家。于是，少林武术的范围慢慢的变大，为僧为俗的少林派武术家慢慢的变多。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哪种武术作为“少林嫡传”，把哪个人奉为“少林正宗”都是不恰当的，少林武术史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海灯成为“少林正宗”，是因为那张少林寺“文凭”——少林寺请他当武术教师的聘书缘起的。这张聘书落款时间是１９４６年３月，聘书的纸质较好，有的内容不符合当时实际，有人对其真伪表示怀疑。我没有研究，权且当作线年春天，他首次出川，刚到少林寺时，受到冷落，被安排在下等客房里。他自我介绍后，拿起房间里的板凳表演了“板凳拳”和其他武术，寺内众僧立即改变了态度，将他安排在上等客房里。接着又请他教武术。当时是战乱之中，少林寺已没有昔日的风采，一些青年和尚当兵去了，剩下的基本上不会武术，他从最简单的教起，教了４个月时间（又有一种说法是一个月，还有一种说法是半年）就离开了少林寺。无论是１个月，还是４个月或半年，都说明了海灯解放前在少林寺的时间并不长。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到“文凭”，比起现在那些拿大学文凭和在国家专业部门当了几十年武术教练才拿到某种文凭的人来，实在太容易了。此外，海灯说他在少林寺小有成绩，但是，他在那里究竟“嫡传”了什么，教出了什么高徒，他本人没有说，也未见报道。海灯出名后，他在各个时期的徒弟纷纷露面，跟着成为新闻人物。而他一生最辉煌历程——在少林寺当教练时教的数十个徒弟竟然一个也没有出来露面。他们到哪里去了！单凭这张“文凭”还不够。“文革”前，他每到一处都向报界说“昔年曾在少林寺习技”。这显然是经不起推敲、更经不起调查的谎言。于是，“文革”后，他又改口说他的师傅是从少林寺逃到（范应莲说是少林寺方丈派到）四川来的汝峰上人。据海灯介绍,他在成都读书时,在街上看到一位卖膏药的河南大汉表演少林武术吸引顾客,他觉得此人功夫不错,想拜他为师,便天天到他住的旅馆,晚上帮他熬膏药,早晨向他学武。这位李姓师傅热心传艺,却不愿意收他为徒。他有先见之明：“我是跑江湖的，给你当师傅会误了你的名声。你的师傅是另一位高人。”他给海灯百块银元作为熬膏药的工钱，不辞而别。海灯记住这句话，后来果然找到汝峰上人。一天，他在成都城隍庙附近看到一个和尚戴红帽子，背小背兜，时唱时跳，疯疯颠颠。海灯立即想到济公和尚,估计此人大有来历,便跟着他走。这和尚就是汝峰，后来带他到峨眉山“嫡传”少林武术，教了武术就走了。这位汝峰像神仙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他究竟是何处人氏、在何处安身及其它基本情况，海灯这个嫡传徒弟竟然一概不知。除海灯之外，其他人也不知汝峰其人。海灯一位徒弟到少林寺后，没找到任何有关汝峰的传说和记录，只是在一块石碑上看到元朝时有个叫乳峰的和尚。一位解放前就熟悉海灯的出家人说：“佛家的大德高僧我们都知道，唯独不知道有个汝峰。”1986年，河南省登封县委甄秉浩在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少林寺200多年来始终没方丈，海灯法师不是少林寺和尚，只是解放前夕作为客僧到少林寺“挂单”，有一个多月时间。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认为该文言之有据。

  “一指禅”及其它海灯在六十年代经常表演武术的时候，并不是他最出名的时候。而他在最出名的时候，却很少认真表演武术，更没有当众表演报刊上宣传的那些“惊天绝技”。就是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也只有他在纪录片中表演方便铲的特写镜头，没有像其他武术家和气功奇人那样在亿万观众面前当众表演。1985年春节期间，海灯在江油市体育场表演时，只做了几个缓慢的动作，实际上不过是登台亮相。如果他不表演还好些，家乡人民能够准确的通过传说和报纸上的宣传把他当作英雄。这一亮相，对他的神秘感立即消失了。宣传和赞扬海灯武功的人，大部分是不懂武术或没有看过他表演的文人及其他人士，他的成功之路是靠记者宣传和领导支持，而不是按正规体育比赛的方式获得成功的。海灯是武术家，而他的武功在全国范围内究竟达到什么水平，他的那些“绝技”在武术中究竟有什么地位和作用，全国的权威部门没有对他经过严肃认真的考核和科学审查。过去他都是作为具有新闻特点的少林派武术家单独表演，没有通过淘汰竞争夺取名次。他当年不是上海市武术冠军，也不是全国冠军或世界冠军。不过也真奇怪，现在即使是真格的世界冠军，也没有海灯那么神气。海灯的同乡刘寿斌，是硬邦邦的世界冠军，却没有海灯那么受重视。内江县有一位女武术家王金婵，1928年在内江女子擂台赛上力挫群英，夺得第一名，大家都为“王家姑娘”的“连三腿”折服，后来一直在正规学校教武术。1985年10月，她以75岁高龄同从全国选拔出来的34名武术家角逐，夺得优胜金牌。可是，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位了不起的“王家姑娘”呢？一位自称为酷爱中华武术的武术研习者在海外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谈到他1966年夏秋之交经苏州杨式太极拳师李方引见，在苏州“藕园”看海灯表演的观感：“当时，他表演了九节鞭及和他的大弟子寂诚表演的一套对子，真是儿戏。九节鞭只会简单的‘颈花’和‘肩脖花’，收鞭时连‘点手唤罗成’这一招也不会。在武术中，‘对子’本身就是假的，但他们表演的‘对子’既不逼真，又无速度。这种功夫骗骗文人尚可，在笔者一个武术研习者眼里，就此原形毕露矣！”他的文中还说,中国武术协会主席、上海体育学院教授蔡龙云、北京武术队队教练吴彬、上海武术队教练丁金友、全国第一位女子武术全能冠军李福妹等人同他有类似看法。他的文章是在海灯访问美国后途经香港期间写的。60年代初，上海武术界开展繁荣武术百花园地活动，共有30多种兵器、30多种拳种、数十种徒手对练和不同的器械对打项目，海灯仅是其中一种。各种流派各有长短，不可能用统一的标准衡量。相比之下，海灯的“二指禅”、“梅花桩”确实比较有特色。但是，并没有视为“惊天绝技”，而是称为“特技”。1961年7月24日，《新民晚报》报道时，将王子平、卢嵩、姜容樵等人的武功称为绝技。为了表示区别，只是在文中最末处说海灯常常把这些“特技”表演给青年看，让这些技术得以流传。同年11月，光明日报对海灯武功也只是称特技而不是绝技。这些”特技”究竟是如何表演的,过去的报纸没有详细记录,在海灯保存的报纸和笔者搜集的资料中,只有1962年6月25日《新民晚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段文字：“后来，海灯还表演了‘二指禅’功夫。他侧卧地上，用右手两个指头撑住半个身子。没有几十年硬功是难以达到这种造诣的。”文中明确无误地说明两个指头撑住的是半个身体而不是全部身体。这篇报道中，还介绍了海灯在表演“二指禅”之前表演了双脚朝天倚柱，单手撑地达3分钟以上的单手功夫（这就是后来说的用单手或拳头指关节撑地倒立的金刚锤），并且还在报上刊登了表演单手功夫的照片。这场表演是武术界为海灯到四川举行的送行表演，对海灯的报道比较突出，说他在表演中拿出了“看家本领”。1962年7月15日，《四川日报》报道海灯到成都表演时，文中未提及“二指禅”，只是报道海灯表演方便铲、少林对剑、单剑进枪、六能罗汉拳（童子功）、金刚锤等节目。报上刊登的照片也只是海灯和徒弟对拳的照片。笔者问当时在现场采访的四川日报摄影记者钱一华：“为什么报上没有介绍‘二指禅’，你也没有拍‘二指禅’照片呢？”他说：“那时，他这个功夫还没有登上武术大雅之堂，没有被看得那么重要。”当年接待海灯并和他同台表演的成都体育学院原武术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王树田、四川省竞技学校副教授邹德发、成都体育学院副教授、著名“猴王”肖应鹏等人进一步说明了内情。1961年7月上旬，海灯来到成都体育学院武术教研室，拿出上海武术家顾留馨写的私人信件，并展示了他与著名武术家王子平的合影和宣传过他的上海报纸，提出共同举行武术表演活动。当时，大家都觉得和尚练武很稀奇，加之那时的政治气候略有宽松，四川武术界也在“百花齐放”，对各种武术都很重视，便同意这场演出活动。这场演出共有40多个节目，海灯只表演了报道中说的那几个，其余都是体院师生和武术家表演的。在表演之前，海灯到成都体育学院练功房同大家一起参加排练时，他表演了在地上侧卧身体做的“二指禅”后，当即就有同时参加排练的吴大才、邓昌立、勾伯常、杨世杰、叶道清照着他的样子做出了“二指禅”！这五位专业运动员过去没有专门训练过“二指禅”，只是凭他们的基本功就做出来了。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不值得拿出去表演，所以便没有安排这一个节目。表演结束后，教研室的武术家们认为海灯武功的柔韧性比较好，有力度。但是，他的武术套路比较差，水平不高。他的“二指禅”、“童子功”、“梅花桩”虽然表现了一定武术功底，但是也并不神秘，这些功夫在专业运动员中称为“辅助练习”，许多人都能练出来。他们还说，“童子功”相当于杂技团的柔术。“梅花桩”并不比体操运动员的平衡技巧和杂技团的狮舞更高明。他们当时就认为上海的报纸对海灯宣传得过分。后来，“三特技”被宣传成“三大绝技”，并被称之为“少林嫡传”武术。其中最神秘的是“二指禅”，说是没有“童体真身”不能做，范应莲就是因为结了婚做不出来了。1988年春节期间，甘肃水泵厂工人王庭保在绵阳体育馆表演“三指禅”。他当年38岁，已结婚10年，有一个儿子，早就不是“童体真身”了，两年前才开始用业余时间练习。虽然只是“三指禅”，但是，由于他体重85公斤，海灯的体重只有53.5公斤,平均每个指头承受的重量比海灯还多1.55公斤。据报道，近年来已陆续有人练出了“二指禅”。如果国家体育部门把“二指禅”列为正规体育比赛项目，还会有更多的人练出这门功夫。海灯年轻力壮时，使出“看家本领”做“二指禅”都只能用两个指头撑住半个身子。到了1979年拍《四川奇趣录时》，竟然能两脚朝天倚柱，用两个指头撑住当年要用单手才能撑住的身体。到了1984年，海灯又在另一部电影中做出了“一指禅”！《新观察》杂志1986年第19期对此报道：“他83岁尚能以一指着地，支撑全身倒立，长达57分钟之久，这怎能不让众多少林武术迷们为之瞠目结舌、五体投地呢！”实际并非如此。1979年，海灯参加拍摄《四川奇趣录》时，已经做不出“二指禅”了。导演很失望，决定不拍了。海灯的一位徒弟对导演说：“过去大家都知道师父能做‘二指禅’，现在年纪大了，做不出来情有可原。他吃了很多苦，希望你支持他，帮他顺口气。”导演也同情海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到新都宝光寺拍片时，海灯身边只留5个徒弟，其他人一律不让观看。海灯脚上套着绳子，四个徒弟把他抬到按身体同墙的倾斜角度做的三角木板架上，一个徒弟把海灯脚上的绳子穿过墙洞拉住，于是便拍下了“两个指头支撑全身重量的二指禅”。这张“二指禅”剧照后来在许多报刊上发表，广泛流传。以后不知怎么又做出了“一指禅”。海灯还说：“‘三大绝技’不算得上什么，就像上海国际饭店前摆的稀饭摊摊。我还有内家功，这才是真功。”他的内家功说是跟着师傅汝峰学的，汝峰在峨眉山手一指，大树就要断，手掌一推，掀起的风就要刮掉树叶。他学了这功夫后，有一次在成都喝醉了酒，离三米远就把警察打倒了。“你现在能表演吗？”我及时提问。“这个不能随便表演，一动手就要伤人。”他又说有井泉功，能对着水井，手一按，水面就是一个坑，手一提，水就跟着上来了。我当即把茶杯递到他面前说：“假设这茶杯是水井，你能表演吗？”他不高兴地说：“这是秘传，要伤身体，不能表演。”他另外还说了一种功，可以将一丈多远的灯火打熄，还说范应莲可以打三尺。为了不使他难堪，我没有坚持要他表演。后来，范应莲到报社找我时，我点燃蜡烛请他打，他脱了毛衣，只穿运动衫，表演得很认真，但只是离五寸左右才打熄的。后来，我又请海灯另一位徒弟表演，他是隔一尺左右打灭的。笔者由于工作关系，见到过不少奇人奇事。有个青年气功师用手掌对着我的脸，一会儿发热风，一会儿发冷风。有个气功师来我们单位表演“竹由科”气功，当场将两半块保持平行距离的竹子用气功合成一根。我去听“气功带功报告”时，虽然自己毫无感觉，但是，看到周围的人被“气”弄得乱说乱动，还是似信非信。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海灯说的那些神秘内功，如果能当众表演或是像其他民间武术奇人那样在中央电视台上现场表演，我也许会相信。

  “戒根不清净”1979年10月，海灯法师拍完电影后，立即将“二指禅”剧照寄给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并提出要到北京参观大好风光。赵朴初建议他在1980年春来北京。海灯这次到北京除了带范应莲外，还有另一个徒弟寂三。并且让他负责接洽联络工作。1980年4月13日，海灯和范应莲等人从重华启程到北京。寂三提前三天从成都出发，先到佛协联系。这位徒弟过去对海灯尊敬和同情，为了改变海灯的命运，曾经做了一些佛教徒不该做的事情。但他毕竟是一个受正统佛教思想影响较大的人。这次北京之行，使他大彻大悟，对海灯的行为感到难以容忍了。海灯人称“苦行僧”，过去常常寄人篱下，确实很苦。这次到北京，他一反常态，讲起排场来。他到北京后不直接到佛协，而是通过在部队服役的家乡人往在北京36支局00074部队19分队客房里，等寂三去联系好了，由佛教协会来人迎接他。可是，中国佛教协会当时并没考虑这么周到。海灯为此僵持了10天时间才到佛协。这期间弄得寂三左右为难。下面是他的日记。4月17日今早有人打来电线次来到北京。今天一大早又到香山玩去了，这样捉迷藏似的，使我难以了解他的用意。4月18日昨天虽然终于找到了他，可他却坚决不自去佛协，想赵朴老（赵朴初）亲自随车来迎接他！佛协的陈秉之先生每天都问我：“为什么你到了这么久，海灯法师却还没有来呢？”我一推再推，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4月19日我对师父说：“如果你再不到佛协去，我明天就回四川了。”他忽然转变态度，同意去佛协，但条件是必须有小汽车来接他。看到我为小汽车作难，又说最好等赵朴老从扬州回京后再去。4月25日师父果然硬着性子一直拖到赵朴老从扬州回京后第三天才动身去佛协。我事先找赵朴老联系，朴老说：“请他来吧，我上午10时到佛协。”于是，我便带着师父一行人乘公共汽车（行程中转了两次车）到了中国佛教协会。赵朴老接见了师父，并在北京素菜餐厅为师父洗尘。在座的还有巨赞法师、观空法师、明真法师和陈秉之先生等人。在此之前，我就对师父说过，见到赵朴老及其他高僧一定要注意言行，少讲自己的成绩，多讲些佛教事业。可他这会儿全忘了，一个劲儿地谈自己几十年来表演武术的次数，观众的人数，得了多少锦标------几位老法师一言不发，静静地听他高谈，他那情景，真是有点目中无人的味道。席间，当招待员请厨师来见赵朴老问菜做得是否满意时，师父忽然站起来，从怀里掏出“二指禅”照片，叫莲弟（范应莲）递给他们每人一张，一时乱了套。赵朴老看了后只是轻轻一笑，几位老法师表情沉静稳重，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我回过头，腮边红得像火烧一样，眼泪几乎掉下来。席后，巨赞法师的侍者对我说：“巨赞法师说你的师父江湖气太浓。”海灯在北京期间，正好遇上日本少林武师宗道臣来华访问，中国佛协请海灯参加会见，并在会见中表演“二指禅”，以壮中华少林武术声威。海灯推说他有病，不能表演，但愿意带病参加会见。对方非常失望，没有再提请他参加会见的事了。海灯仍然对会见日本武师感兴趣。4月22日，海灯在部队客房里给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唐醒民致信。醒民老同志：来示读毕，辱承关怀，实堪钦佩。本拟先到佛协，亲近诸，只因去秋拍摄“四川奇趣录”影片中之少林武术，教徒及自习过度，致使右手指麻木，赴京后即觅医生，现正治疗，故未早日拜见。乞谅，乞谅！27日约会日本少林派武师，我当代表出席，以敷盛意。并祝朴老康乐轻安海灯敬礼1980.4.224月25日,赵朴初宴请海灯时,赵朴初也请海灯在日本武师来时表演”二指禅”,海灯还是托辞不表演。但又说：“我愿去见他，他要看‘二指禅’，就给他看电影。”赵朴初听他这话后没有吭声。当天把他们安排在北京法源寺客居。寂三在日记中写道:赵朴老安排我们住在法源寺已经3天了,这里地处宣武门外,离闹市较远,寺庙很大,是刚刚修好准备办中国佛教学院的地方，墙壁还未干透，房间十分湿润，一股股油漆味使人呼吸难受。伙食是自己到食堂去买，以面食为主，没什么蔬菜，每天早上都是棒子面糊，我们大家都不习惯，早上睡懒觉，3天有两天没有吃早饭。师父这时最关心的是会见日本武师宗道臣的事情，原来约定的时间已过，却没有一点消息。师父纳闷不安，望眼欲穿。我心里已明白赵朴老为啥没有来通知，既然师父不敢当众表演“二指禅”，当然也就用不着见日本武师了。最使师父难受的是，赵朴老前天陪客人来法源寺，在师父门前过门而不入。师父虽然在窗口望见赵朴老一行，又不便出去拦驾。昨天夜里，他十分感慨地念了一句诗：“为君哪知臣辛苦！”听了他的话，我心中涌出可怜之情。据寂三介绍，这两天时间里，海灯一直盼望赵朴初或其他人来通知他见日本武师的事情。他实在累了，想躺下休息，但是，由于他一直对人讲是长坐几十年不倒睡，见人总是做着参禅打坐的样子。因此，他叫徒弟们不要走远了，见有人来就通知他。有几次，海灯正要入睡，听到巷道里有脚步声便坐起来，虚惊一场。日记中还有这样一段：这次北京之行，经济上个人都有一套对付其他人的办法，大家都在叫穷。金钱的利害关系我早有认识，谁也不能依靠，只能靠自己。我尽量不用他们的钱，只是有时吃他们两个馒头。刚到北京，师父以为我会刮他的“共产风”，不准备带我去上海，说有应莲一道就行了。但是，当他看见其他人给我买的车票后，防我用他钱的心没有了，还高兴地说，晚上可以睡他的卧铺呢！如果海灯是世俗之人，这是无可指责的。不过，他是出家人，出家人有各种清规戒律，他因此被佛门僧众称为“戒根不清静”。据一位法师介绍，海灯参加全国佛教会议时，范应莲陪同前往，在会议期间，按习惯称海灯“伯伯”。一些与会僧人故意问他：“法师，这位客家为何把你叫‘伯伯’？”佛门规定收干儿是犯戒，海灯法师十分尴尬，王顾左右而言他。有的出家人还写了一首打油诗：不闻释迦收干儿，海灯破例竟为之。法师习武兴范氏，义子客家真可喜。也许是这些原因，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于1986年初在报上指出，几年来，许多报纸对海灯的宣传做得过度，希望新闻界对佛教界及与之关系紧密的武术、功法宣传要实事求是，以有利于佛门团结和杜绝讹传。

  新闻界的悲哀海灯自我吹嘘的缺点，是许多人都有的，并不奇怪，最可悲的是新闻界跟着起哄，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传播工具把海灯抬到吓人的高度。在新闻事业的“初级阶段”里，不仅舆论监督难，监督舆论也难。海灯成为新闻人物后，新闻界又出现了过去的老毛病，许多人都来凑热闹，纷纷在他身上做文章，不断寻找新角度、新材料，这个人写了，另外有人接着写，另外的人不写了，又有另外的人来接着写，一次比一次升级，形成了一场“吹牛接力赛”。于是出现了形形的海灯，真真假假的海灯。短短几年时间内，报刊上宣传他的文章不计其数，电影、电视剧对他的宣传超过当今中国的所有活人。大家都是只说好话，不说孬话。有的是海灯说什么就写什么，不调查核实，不作科学分析；有的是夸大其词，加枝添叶，过分渲染；还有的是根据武侠小说、武打电影和革命历史故事的情节肆意编造，违背新闻宣传的根本原则，把许多纯属子虚乌有的事情安插在海灯这个有名有姓，而且是活世上的真实人物身上，写他一会儿斗恶霸，一会儿反军阀，一会儿打日本的“小野”，一会儿打美国的“史密斯”。许多武林豪杰的英雄行为和人的高尚品质，都让他一个人占齐了。对于这场造神运动，虽然有人在海内外报刊提出质疑，还有不少知情者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是，这些声音在舆论的海洋中只算是几滴水，很快就被淹没了，没有引起重视，甚至还受到压制，致使“海灯热”仍然有增无减。1987年10月17日和11月14日，署名时实、廖上柯的人先后在《四川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部电视剧胡编乱造，违背历史事实，令人失望。立即有人写文章反驳，反驳的主要理由是，这个电视剧拍摄的全过程自始至终得到了海灯法师的合作和指导，海灯审看了全片才公开播出的。如果是“胡编乱造”、“违背历史事实”，为什么海灯会受感动而没有说“令人失望”呢？海灯的个人态度在文中成了最权威的事实根据。接着，文中又变换概念，把海灯这个刚同摄制组人员一起看了电视剧的真实人物变成了“艺术形象”，承认剧中有的地方根据艺术创作需要作了必要的想象和虚构，这是反映了“艺术真实”。于是，这两篇揭露弄虚作假的稿件，结果仅仅是引起了十分高雅的“学术争论”。我开始发现海灯宣传过分的时候，并没有十分介意。当时认为海灯的离奇故事无非是供大家消遣取乐，即使吹过分了，也不可能影响党和国家的命运，不会影响改革大业，作为一个党报记者，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用不着计较这些事情，要吹就让他们吹去吧！海灯剃度的成都昭觉寺门上有一副对联：“大大肚能容万物，微微笑看破群生。”当今世上，大肚者甚多，海灯是大肚者，容下了许多真真假假的事情。还有众多的大肚者，容忍了比海灯更严重的问题。我为啥不可以当个大肚者呢？何必偏偏要与这位历经坎坷的武术老人过不去！本来，早在3年多前，我就准备写一篇名为《真真假假的海灯法师》的报告文学，一家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刊物的编辑对此十分感兴趣，两次来信约我写稿。还在于这个原因，我迟迟没有动笔。后来，我了解到慢慢的变多的内情后，越来越感到这不是一件小事，也就越来越没有这种“肚量”了。在“海灯武馆”开馆前，武馆筹备组发来请柬，请我去参加开馆活动。我回信谢绝后，有位同志又来报社请我，并拿出一张邀请人员名单，其中有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我的名字也有幸列入其中。我却一点也不感到荣幸，心情更加沉重。那些日理万机的领导者和退休后希望长寿的老干部，主要是接受了新闻宣传后信任海灯的，有的接见题词，有的同意拨巨款修海灯武馆和海灯故居，有的同意并支持海灯参加军内活动，他的一个弟子由此被宣传成“中国人民武术总教练”，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真实的海灯。造成这样的情况，新闻界有重要责任，我也有责任，无意中成了这场造神运动的参与者。于是，我再次准备写报告文学反映真实情况。在采访过程中，我得到了佛教界、武术界等方面人士的支持鼓励。后来,分别同江油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和统战部的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他们虽然同意我的基本观点，但又善意地婉言相劝，许多关心我的人都劝我不要惹祸。如今，海灯成了神，他的徒弟也跟着成了了不起的人物，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势力，比谁都吃得开，这种人千万惹事不得，一些当初看不起海灯，不同意宣传海灯的人现在都成了“海灯迷”。你在别人不同意宣传海灯的时候坚持要宣传他，现在大家都崇拜海灯了，你又来说他的坏话，人家会理解你吗？你损害了海灯的名声，那些靠海灯名声吃饭的人会放过你吗？这些话又使我陷入痛苦，在两难中徘徊。意大利诗人但丁当年曾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如果说反映海灯真实情况就要“下地狱”的话，本该我去下地狱。然而，我毕竟是平庸之辈，当时没这个勇气。当了几年记者，吃了不少苦，深知写批评报道的艰难。当记者命中注定不得安稳。套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做人难，做记者难，做写批评报道的记者更难。”有时，我真羡慕那些无声无息、无忧无虑地过日子的人，甚至还羡慕那些四处吃香，八面玲珑的投机钻营者，能够守着铁饭碗，养尊处优地过日子哪点不好！何必去引火烧身，自寻烦恼？尤其是这件事，我还有更多的顾虑，海灯及其徒弟都曾说我是他们的朋友，我们没个人恩怨，从个人感情讲不愿伤害他们。此外，我还担心得罪江油的一些老领导、老朋友，更怕得罪新闻界的众多同仁。于是，我始终不敢提笔。一些人见我这个样子，多次当面指责我是胆小鬼。我红着脸羞愧地默认了。但是，我的心始终难以平静，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我决定采取妥协的办法，放弃写公开报道，只是向党领导反映情况，表明自己的看法。这篇稿件并没有主要说海灯问题，而是通过海灯现象反映宣传工作、思想文化工作和青少年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希望党内干部了解真相，以此深思。谁知，一家党内秘密刊物选编了我对海灯的一些基本观点后，还是捅了马蜂窝。不知哪位党员领导干部向海灯徒弟泄密，并让其复印。一些人在这个秘密刊物的阅读范围之外大造谣言，说是我的稿件气死了这位高僧，要处分编辑和作者“反对海灯法师”的错误，并且两次打来恐吓电话。领导和同事们为我的人身安全操心。不知什么原因，新闻界的一些同仁更加活跃起来，他们没冷静思考，正常地争鸣，而是继续在许多报纸上发表浮夸文章，庸俗吹捧。这些报道大部分都是把过去宣传过多次的陈旧故事用来作为新闻。只有《四川工人日报》1989年4月18日的报道中有两件“新闻”：一是说营养不良要得癌症，海灯患癌症的根本原因是营养不良。二是说海灯把过去常说的连嫡传徒弟都不可能学会的“三大惊天绝技”传给了后人。文中说：“海灯人品，由此可见一斑。”发表这些文章的真实目的广大读者也许还不知道，这是我在党内秘密刊物上发表意见后引起的相反效应。一位外单位的前辈同行除了以不得体的身份公开指责外，还托人劝阻：“海灯已经都吹成中外名人了，不能随便批评。”有人还说，维护海灯的光辉形象是旅游需要、经济需要和其他种种需要。可是，这些同志偏偏就没想到全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社会道德的需要、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需要！现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假烟、假酒、假化肥、假农药、假名声、假报道…….虚假现象进入了社会生活的所有的领域,不少人对弄虚作假现象已经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了，致使社会道德水准普遍下降，严重危害了人们的思想，是我们民族的大祸患。

  国民的文化心态海灯家乡的一位农民曾经十分虔诚地对我说:“海灯法师是活菩萨，灵得很。前几年我得了头痛病，到处都没有医好，连县医院也没有很好的方法。后来从街上买了几颗普通的药，交给他老人家用手拿了一下，这药就见效了。”现在有许多人不相信新闻宣传，可是，对于通过新闻宣传造成的“神人”却是顶礼膜拜。很多人都没有直接见过海灯，对他并不了解，但一说起他老人家就津津乐道，有口皆碑，有人还塑起了海灯神像。一些忠实信徒纷纷从全国各地寄赠供奉，使海灯全家成了先富起来的人。因此，他和徒弟也出手大方，常常拿出成千上万的钱来参加社会活动。这些活动再通过报纸宣传，又得到更多人的尊敬，形成了良性循环。由于新闻界的参与，海灯不再仅仅是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心目中的神，一些文化水平较高、有种种身份的人对海灯也很崇敬。一位记者在海灯逝世半个多月后的一篇追记中写道：“他那入圣超凡的神态令人顿生敬佩之情”、“海灯法师的遗容映衬得红光四射”……一些了解海灯,知道他存在缺点的人,过去看不起他,不同意报纸宣传。而在新闻传播工具大肆宣传他后，尤其是看到领导人支持后，也逐渐成了“海灯迷”，真心诚意地维护他的光辉形象。《中国文化报》一位记者在访问意大利归来后，在发表题为《睁开眼睛说文化》的文章中说，中意两国都是文明古国，而两国的文化体系正好相反。人家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即使是神，也要拉到世俗中来，将神人化。而我们则是将人神化。且不说庙里的菩萨个个都是正襟危坐，一尘不染，就连那些本来是世俗中的人也要被造成神。一旦成了神，就是完美无缺，不容非议的偶像。这种文化心态，曾给我们的民族带来非常大的灾难。远的不说，就说当年的“”吧，尽管发生这场运动的原因很多，但是，假如没有这种文化氛围，能使那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吗？那时，大家盲目跟着干一些荒唐可笑的事情，使我们的祖国受到空前浩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彻底否定“文革”，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了。可是，“文革”的流毒还远远没有消除。现在，有些地方不是把神庙修得比学校还好吗？一些贫穷的地方农民不是“有钱修庙，无钱办学”吗？一位农村党员曾说：“如果有人搬块石头放在路边当作菩萨供奉，马上就会有许多人跟着来朝拜。”难怪，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祖国还会出现政治上的“神”吗？还有几率发生“文革”悲剧吗？还会再出现“”吗？那些经历过“文革”，当过“”的人，大部分已从恶梦中醒来，开始成熟了。但是，还有许多人不懂“文革”，没有当过“”。如果不抓紧思想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如果继续助长“海灯现象”中反映出来的种种愚昧落后观念和不良行为，很难保证不再出现“文革”中的那些荒唐事情。

  【作者简介】敬永祥，四川江油人，原四川日报社高级记者，“海灯神话”的首揭伪者，改开后反造神运动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