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月初以来，日韩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贸易争端愈演愈烈，相互间的对抗情绪再次蔓延到民间，两国在反制对方的手段上不断刷新底线。尽管近日双方领导人终于释放了缓和信号，但外界一致认为两国关系虽不至于彻底“脱轨”，但在短期内仍难见转圜的曙光。

  贸易争端是此次日韩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但两国之间的问题早已超越了贸易范畴，种种历史与现实问题给两国关系架上了沉重的包袱，包括慰安妇问题、独岛（竹岛）领土争端、劳工赔偿、经贸纠纷、日本海军军旗（“旭日旗”）事件、雷达照射事件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像笼罩在日韩关系上面的密云一样屡次电闪雷鸣。

  而在上述具体问题背后，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症结，即埋藏在两国国民情绪中的易燃点，具体来说便是韩国的“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和日本民族主义的“右翼化”、“保守化”。它们不仅在日韩关系的紧张时刻火上浇油，而且常常绑架各自政府，使两国关系进退维谷。

  早在日韩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民族主义就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1952年，在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后，日韩两国便开始接触。

  众所周知，日本在近代历史上曾经给朝鲜半岛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物质伤害和心灵创伤，被长期殖民的遭遇使韩国民众对于日本充满怨恨，这种受害者的记忆在殖民统治刚刚结束的年代是异常清晰而深刻的。在民意沸腾的背景下，日韩开始接触和谈判必定异常艰难。从1952 年至1965 年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日韩双方围绕着殖民历史问题、道歉问题、战争赔偿问题、渔业纠纷以及领土争端等问题展开了曲折的谈判过程，最终以签订《日韩基本条约》为标志，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然而这种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缺乏民间社会和民众参与的和解方式遭到了韩国国内社会的强烈反对，包括基督教牧师、在野党、作家、大学教授甚至预备役将军都参与了规模庞大的抗议运动。虽然当时的朴正熙政府顶着重压强行通过了该条约，但也为日后双方在条约问题上的反复扯皮埋下了伏笔。

  韩国的所谓“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植根于长期被西方国家欺凌及日本长达三十多年的殖民统治历史，韩国近代民族主义具有着强烈的“反大国主义”倾向，表现为深深植根于历史的“受害者心态”或“悲情意识”。正如韩国已故前总统金大中所说，“朝鲜的历史是这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其地理政治学命运的挑战史。” 当代韩国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李氏朝鲜末期的救亡图存运动，源于韩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此后经历了李承晚政府“政治民族主义至上”的极端时期、朴正熙政府“经济民族主义”的转型时期、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开放民族主义”的成熟时期，从威权、管治向民主、开放的过渡本来使得韩国民族主义更加包容，但2008年韩国政治民族主义的再次强势回归使韩国民族主义再次激进。

  韩国的民族性格经由历史传承、国家独立、经济起飞等因素的塑造，表现出“排他性”和“多元、开放性”并存的特点。事实上，哪个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不堪回首的“悲惨记忆”？而韩国善于自我塑造和强化这种记忆，形成了韩国的“怨恨”思维，怨自己的国家弱小、怨日本殖民侵略、怨超级大国制造的半岛分裂。另一方面，韩国在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经济腾飞的“汉江奇迹”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强烈的自强自立的民族精神，在韩国同质化的民族和社会文化中酝酿了自豪、自大的民族心理，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其排外的意识。

  有两个有趣的词汇可以反映韩国的民族主义和性格特点：一是“身土不二”的说法，即“我生在韩国，拥有养育我生长的国土，在这生我养我的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才是最适合我的”。“身土不二”的标签被张贴在韩国的商铺、饭店、小摊甚至厕所；二是韩国人的“铝锅性格”，即给点小火马上就热起来，关掉火后很快又凉下去，遇事容易冲动，很多韩国人甚至将情绪的肆意发泄视作“自豪”的行为。

  日本的民族主义则更复杂，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以来。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大旗是由统治阶层和右翼杠起的。在20世纪上半叶，“忠君爱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战争体制进行国民动员的口号，且“爱国”以“忠君”为前提，为天皇制对内压制日本国民自由、对外侵略其他民族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在过去背负了太多非正义的历史内容，“爱国”一词在日本甚至成为了一种忌讳。但右翼一直要超越“东京审判史观”，摆脱侵略的历史包袱。

  日本年轻人出生于和平年代，和平主义根深蒂固，但是，日本的和平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批判和反思之下，而是建立在日本被轰炸，日本也是受害者的认知智商的。

  朝日新闻社松山调査局对日本部分大学生的调查中，对“你认为你有爱国心吗”这一问题， 回答“有”和“算是有”的大学生仅占问卷总数的62%。根据日本NHK放送文化研究所的另一项民调，在“你是否认为绝不应进行战争”、“日本自卫队应怎么样处理”、“假如日本实行征兵制，你是否会反对”这样的问题中，分别选择“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进行战争”、“日本自卫队应维持现状”、“反对日本实行征兵制”选项的大学生占据绝大多数。

  然而“物极必反”，这种生态的长期存在难免会带来问题，日本社会中某些看似朴素却十分复杂的对邻里、对乡土、对国家的正面情感“无处安放”，这种难以一概而论的国民心理在左翼那里没办法找到归宿，因为后者的话语体系中对民族主义从始至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和避讳。

  由于二战日本法西斯的惨败及其罪行的揭露，日本人往往不得不频频否定自己的国家，而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社会的不彻底改造、战后畸形的政治体制和对外战略、经济腾飞过后的持续迷茫等现实强烈地刺激着日本人，使其既羞于面对近代以来对外持续不断的扩张侵略历史，更不愿意面对伴随经济强国地位确立而刚刚重建的民族优越感被摧毁，植根于民族心理深处的忧患意识被激发了出来。日本人文化基因中“耻感文化”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焦虑心理。

  随着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政治和社会层面都再次制造了民族主义的氛围，而左翼愈益无法对其作出有效的引导和掌控。在此背景下，一部分民众的“爱国情绪”被右翼所吸引和利用，右翼逐渐收编了民众的“爱国话语权”，但其歪曲的历史观却没有将民众的爱国情感引入健康的轨道，并将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推向保守一端。从总体而言，同韩国相比，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现阶段并未表现的过于激进，但右翼势力对其施加的操控和保守化倾向仍值得警惕。

  在世界经济多年来增速乏力的背景下，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活力与引擎作用另世人瞩目。然而日韩两国之间的对立与摩擦为东北亚地区尤其是中日韩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使区域合作面临挑战。此外，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全球化与区域化面临空前阻力的情况下，日韩将贸易争端频频升级并扩大到其它领域，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历史的积怨是日韩之间的结构性的问题，二战结束之后，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以及冷战特殊的地理政治学结构，日韩两国的历史恩怨就被压制下来。随着日韩两国经济竞争性越来越强，民族主义情绪随之也被释放开来，两国领导人有意调动和利用民族主义来提高自身支持率，可以说，历史的积怨就从魔瓶中被释放开来，想要再关进去就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