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香味的喜爱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从埃及、两河流域到印度、中国，几乎所有古代文明都以香料作为祭祀的材料，焚烧香料产生的烟雾缥缈升入高天，将人的意志与遥远的“天意”联结起来。香料所产生的令人愉悦的气味，被认为一样能愉神。

  古代中国的熏香以祭祀为源头，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熏香成为一种介于世俗享受与祭祀之间的习惯，半在天上，半在人间。一方面，焚香依然是祭祀的重要形态，它被纳入“礼制”，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仪式规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贵族们在生活中也广泛使用香料。汉代贵族使用一种镂空山形盖的熏炉（后世称为“博山炉”），香料燃烧产生的烟雾从镂孔中透出，熏炉模拟了海中仙山云雾缭绕的姿态。山代表永恒与“长生”的渴望，而焚香产生的烟雾与气味，则一半是“仪式”，一半是“爱好”。

  在贵族竞夸豪富，以奢侈为风尚的魏晋时期，古典香事变得更重视世俗功能性。在室内生活场景中，过多的烟雾始终令人厌烦，对于体质较弱的人来说，大量吸入有害化学气体也影响健康，于是“隔火熏香”诞生了。人们在香炉中铺满香灰，将烧热的炭埋入香灰中，再在香灰表面放置一个承载香料的“隔火片”——香料在“隔火片”上加热，称为“爇”。这样的熏香方式也叫“非烟香法”，它作为生活用香优点极多。一则通过隔火加热，香料的受热温度降低（大约在80至210摄氏度之间），贵重的域外香料如沉香、檀香、龙脑等能够正常的使用得更久，这使熏香更具有经济性。二则直接焚烧产生的烟雾几乎消失，室内只留下氤氲香气，熏香于是变得更清洁和风雅。再者，有许多香料在中低温区还有草木、花果的清香，直接点燃后只剩下燃木的味道，隔火熏香实际上也拓展了香料的选材范围，丰富了传统香事的内涵。

  魏晋以后，“隔火熏香”一直是中国传统香事的主流，即使到了明代，更简便的线香开始流行，它的主流地位也一直维持到清中期，可谓生命力长久，这与它的诸多优点是分不开的。

  “隔火片”在唐宋以后成为熏香必备的器具之一，正如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总结的：“烧香取味，不在取烟。香烟若烈，则香味漫然，顷刻而灭。取味则味幽，香馥可久不散，须用隔火。”实际上，隔火片本身也是有讲究的，若太薄，或者导热性太好，则放置其上的香丸或香粉消耗过快，有时候还容易烧焦；但若太厚，或者导热性太差，香丸就无法加热到预期的温度，不但做不到“满室幽香”，文人士大夫精心调制的“和合香”也无法散发出它应有的繁复香味，这对沉醉于焚香的文人雅士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熏香之道，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反复钻研琢磨，沉迷香事的文人士大夫们就像今天的“装备党”一样，将熏香的全流程拆开揉碎，用心研究每一个细节。除了香料的来源和配比以外，他们反复实验炮制方法。火炭的选择、香灰的选择、香炉的选择等一切“周边装备”都可能会影响熏香的效果，隔火片自然也不例外。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有个情节，女主角盛明兰和诸姐妹一起学习香道仪轨时，有一个姐妹粗枝大叶，忘了放上隔片，直接将沉香放到了炭火上，烧出好大烟气。有人嘲笑她：“你该不会是忘了放隔炭火的银片吧？”这里的银片，就是唐宋时期最常见的隔火片之一。杨万里的《烧香七言》诗开篇就说：“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不文不武火力匀，闭阁下帘风不起。”这诗中要素很多，宋代香席上最常见的香具是青瓷质地、古典形制（鼎、鬲、簋等样式）的炉子，杨万里用“琢瓷作鼎”四字概括了；而熏香的环境，则是用“不文不武”的均匀加温方式在“闭阁下帘”的封闭环境中熏爇，自宋以后，这就是中国文人熏香的基本情况。隔火片经常做成薄银叶的形式，在美观的同时强调了它的导热属性，这也是唐宋时候对隔火片的普遍理解。

  另一种常见的隔火片材质是云母，宋人陈渊的《又题山寺二首》中写道：“云母烧香不见烟，夜深斋阁闭龙涎。”诗中场景和杨万里诗中是一样的，深阁闭户，非烟香法。云母的导热性能不如银，明清以后，人们逐渐意识到了隔火熏香的要诀之一就在于“不宜过热”，所以云母比银叶用得更多，日本香道中许多流派以云母隔片为标准配置，这也是继承自明清的习惯。

  明清时期，书斋里的文人在文房“四般雅事”（焚香、挂画、听琴、点茶）上玩儿出了各种不同的花样，穷究各种细节。高濂在《遵生八笺》里谈了他对隔火片的看法，认为传统上用来制作隔火片的银片、铜钱、明瓦（一种蚌壳打磨的薄片）都不是隔火的上佳之选，他说：“有以银钱明瓦片为之者，俱俗，不佳，且热甚，不能隔火。”高濂嫌弃银、钱、明瓦俗气，而且隔热能力也不行，那么在他看来，什么材料合适呢？答案是：“惟用玉片为美，亦不及京师烧破沙锅底，用以磨片，厚半分，隔火焚香，妙绝。”玉片不必说，玉在中国文化中本就是美德的象征，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焚香用玉隔片，在文化阐释上是说得通的。高濂推崇的另一种材料，也很有意思，砂锅底磨到半分厚，既能导热，又不至于传热太快，能够维持合香在设定的发香温度，不至于破坏古典合香所设定的香氛主题。

  隔火用砂片，在当时应该是文人的一种共识。明末江南著名收藏家文震亨（文徵明曾孙）也在《长物志》中写道：“隔火，砂片第一，定片次之，玉又次之。金银不可用，以火浣布如钱大者，银镶四围，供用尤妙。”文震亨的看法其实和高濂大抵相同，只是他在砂片和玉之间，加入了另一种“风雅”的隔火片材料——定窑瓷片。

  定瓷是旧物，凝结了岁月尘埃，且承两宋之风雅，不似金银之俗。同时它的隔热性能也恰到好处，与砂锅片相若，是很适合的隔火材料。文震亨还提到的另一种隔火片，是火浣布包银，火浣布是石棉，耐火耐热，但不够“富贵”，银镶嵌四周不但提升了隔火片的审美品位，应该也增加了整体导热性，才使得它在隔火熏香时“供用尤妙”。

  整体而言，隔火片在传统香事中的作用并不算特别突出，控制发香温度，其实是靠炭的种类和埋灰深度。

  文震亨和高濂等地方文人，他们的追求代表了一种文人雅趣，他们以熟谙文房雅事为荣，关注到了香事中几乎每一个细枝末节。

  江南文人在熏香实践中，形成了某种“大数据”，他们不断地尝试不一样的隔火片，从中品评出那些“尤供妙用”的。没人明白他们究竟是试过多少种隔火片，才能发现“京师烧破砂锅底”磨薄，这样奇葩冷门的材质。

  但这个总结是有道理的，砂锅烧破，意味着长期承热，在透气与耐热之间到达了某种平衡；而磨薄，意味着最适合熏香需要的厚度，而且磨掉的部分可能含有经常使用所浸的食物杂味。不是真研究到深处，是不会有这样的选择的。

  这些文人在表达意见的时候，往往特意追求孤芳自赏的小众情怀。金银、云母这样大规模流行的东西，是不太入他们法眼的。香事爱好者可以借鉴他们的思路，但也要辨析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话未必是真理，比如他们说金银俗而不可用，并不全是科学事实，但却是符合当时文化语境的一种解读。

  那些沉浸在文房雅事之中的文人，本身未必如黄庭坚、丁谓一样生香不可自拔，他们往往是因为种种原因仕途不顺，选择寄情于雅道，焚香、抚琴、挂画、点茶，成为他们精神上的避风港。

  文人香的特质就是“清远”。当文人在氤氲烟气中用合香模拟山林意境的时候，他们追求一种“清远”的境界，其中的“远”字，既是山林之远，也是江湖之远，都是与“庙堂之高”相对的情境。（袁晶 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