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战略传播视野出发探讨冷战观的源起、竞逐和流播，审视冷战观理论和实践是如何被系统化建构和运作的。研究之后发现中西方在特定时代都曾形成过不同的冷战观。冷战之初，欧美达成了冷战是一种新的战争方式的共识，而中国则将其视为“铁幕”宣传与“冷战”幌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外交战略的权力运作和博弈中形成了另起炉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冷战观”，所秉持的是从“独立自主”到“和平发展”再到“合作共赢”的“反冷战、去冷战”的“冷战观”。在冷战、后冷战到新冷战的“三段论”演化中，西方的“政治-学术复合体”经由理论探讨、学理论证、学派争论等形成了冷战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主导了冷战观的全球知识传播。在新时代中国战略传播布局中，需要形成“去冷战化”、“非冷战化”的中国特色价值维度的正当性论述。

  所谓冷战，有学者觉得不过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苏两国之间一种既斗争又妥协的国际关系的描述（杨奎松，2001）。斗争是一种表现为和平形态的战争，妥协则是避免“热战”危机的和平状态。还有学者将冷战格局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一种“二元两极”为特征的复合结构。“二元”是指横向结构性、制度性分裂；“两极”是指两大国家集团构成了国际体系层面“两个世界”的对峙（余伟民，2013）。所以，冷战并非仅限于国家利益竞逐和国际霸权争夺，本质上更强调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实际上，目前这样的“冷战观”是冷战利益相关方长期形成的根本性认知，是一种看似被不同国家、不同制度共享的“同一观念”。回溯历史可知，过去在特定时代都曾形成过不同的冷战观，体现了各国对于时代的理解差异，生成并反映了不同的世界观和安全战略布局。

  如今，虽然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早已离我们远去，但西方中心主义的冷战观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他各国对于冷战观念的差异性认知则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美西方不断抛出的“后冷战”、“后后冷战”、“新冷战”等概念甚嚣尘上，也表明冷战的遗绪仍无处不在。而中国在战略传播中面对西方运用的各种“冷战”话术和策略，往往顾此失彼，穷于应付。这样的表现某一些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对于西方冷战观历史惯性和观念力量的深入理解，即冷战观是西方经年构建的一套观念设计，其生成与发展不是修辞性的抽象存在，而是持久注入到复杂的外交战略和政治实践中去的国际秩序安排。

  本文所讨论的“冷战观”主要是指从外交战略层面促成国际关系“冷战”格局的观念形成与演变、理念巩固与运用、思想论证与传播，而不关乎各类泛在群体的冷战观问题。冷战观具有着强烈的时代性、政治性和实践性，同时还具有竞争性和多歧性，它不仅影响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世界的历史进程，固化了国际秩序安排，还持续作用于当下和未来。就过往学者的研究而言，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的相关学者对于冷战研究关注较多，新闻传播学界则更偏重将冷战作为研究背景进行国际传播对策研究，近年来也涌现一些关注文化冷战、数字冷战的研究。现有研究明确以“冷战观”作为研究视角的并不多见，杨奎松（2001）结合革命与战争的经验、政治判断与决策分析了“的冷战观”；祝小楠（2017）研究了《观察》时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冷战观。还有沈志华、张文木、阎学通等中国学者从冷战概念、冷战思维、冷战话语、冷战思想等角度入手，广义来讲均属于冷战观的研究范畴。国外学者主要从话语、修辞、意识形态和动力机制等视角展开冷战观相关研究（Chilton，1996；Medhurst，Ivie，Wander & Scott，1997；Vu & Wongsurawat，2009；Morris-Suzuki，2016）。

  本研究的学术关切在于跳出学科藩篱，采用“多学科并用”的研究路径，借鉴概念史贯通的、跨学科的分析框架和历史分析方法，通过共时性事件和历时性结构之间的关联，提炼出“冷战观”中历史发展的“表征”与直接影响时代变化的“因素”（方维规，2020：29，317）。力图考察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冷战观生成、传播并沉淀为所谓广泛共识的过程。既关注冷战核心关键词，又关注代表性人物，以求串连在持续历史演变中形成的“观念群”和系统理论。本文研究的问题包括：冷战观在西方和中国到底是怎么样产生与演变的？冷战观是如何在国际斗争与妥协的权力运作中交织发展的？中国冷战观的历史脉络及其特殊价值为何？政界与知识界的互动在“冷战共识”的形成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西方如何通过知识传播来巩固其主导的全球冷战观？

  “冷战”这一概念首次用来表明美苏复杂关系并广为流传，常常会被追溯到1947年美国新闻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文章。针对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署名为“X”（Kennan，1947）发表的遏制苏联战略构想的文章，李普曼撰写了12篇专栏，并于当年秋天结集出版了一本名为《冷战》的小册子（Lippmann，1947）。他批评凯南的遏制理论是杜鲁门主义的理论依照和逐步发展。凯南和李普曼这一时期都同时扮演了预言家和顾问的双重角色（Barnet，1992）。只是，“冷战”这一概念只出现在李普曼的书名中，形成总体表述，而在具体文章论述中却杳无踪影。

  有研究者则明白准确地提出1946年才是冷战概念产生的元年（贝恩德·施特弗尔，2007/2017：11）。1946年，参与核能控制谈判的代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M. Baruch）的合作者赫伯特·斯沃普（Herbert B. Swope，记者、政论家）在9月25日的一封通信中使用了“冷战”一词，表明美苏分歧关系。1947年4月，在南卡罗莱纳州众议院的公开演说中，巴鲁克首次公开使用了“冷战”这个说法（Gerber，1982），将美苏之间的斗争描述为“一种新的战争方式”（Baruch，1960：80，388）。

  同一时期，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演说被认为拉开了冷战序幕。1947年3月，杜鲁门要求国会批准把希腊、土耳其改造成反苏战略屏障的咨文，标志着杜鲁门主义出台；7月，“马歇尔计划”真正开始启动则使得冷战全方面开展；9月，欧洲九国组织共产国际情报局召开会议，协助苏联对抗旨在将美国本土价值观辐射开来的“马歇尔计划”（不鸣，1948）。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中提出世界两个阵营的划分，使得国际舆论一致认为是苏联在分裂欧洲（沈志华，冯小桐，2021）。正是在这样的国际氛围中，李普曼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才促使“冷战”一词广为流传，并慢慢的变成为描述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术语。

  这一时期不同流派的冷战观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类：以乔治·凯南为代表的右翼主张美国遏制苏联；以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为代表的左翼主张美苏维持合作伙伴关系；以沃尔特·李普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主张把冷战归咎于苏联，但并不赞成美国采取的遏制方式。同属“冷战知识分子”的凯南、华莱士和李普曼所提出的三类观点看似大相径庭，甚至有些针锋相对，然而他们的“冷战观”本质上是能够达成一致的，即各方共同接受的底线和目标是为维护美国的国家根本利益不受损害（林牧茵，2010）。实际上，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西方逐渐形成了“冷战共识”（Rosenberg，1981），其表现为：一致的倾向；一致意识到国家在军事、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可能呈现的优势；都同意要以“冷战”而非“热战”的方式来遏制苏联；一致反对向其他民族国家扩散。

  根据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文章标题中“冷战”词频的统计（见图1），不难发现冷战议题自1946年开始逐年升温，1947年为3条，这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明1947年是冷战观念得以广为流传的开端；到1950年则增至98条，透露出苏联成功试爆核武器、新中国成立后中苏结盟以及朝鲜战争爆发，激发并巩固了美国的冷战意识，20世纪50年代《》对于冷战议题从始至终保持较高的关注度；60年代初期在短暂高潮之后逐步回落，也能对应到美苏经过10年对抗形成了战略均势，面临两难困境后二者均试图寻求缓和局势；整个70~80年代关注度则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与美苏两大阵营内部分化，世界和平力量积极推动息息相关；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对于冷战的关注度才再度攀升，着力宣扬“冷战的胜利”与“历史的终结”。

  通过上述对于西方冷战观的考察可知，“冷战”从美苏两国为主的对抗关系，逐渐转化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这样的对抗被引申为自由民主对抗极权专制。西方冷战观正是在国际间竞争、对抗还有妥协的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化发展而来的。

  “冷战”受到中国舆论的广泛报道和评论，基本是在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之后，尤其是马歇尔所拟定的“全球冷战新计划”，以及美国即将在欧洲对苏冷战中实行外交摊牌（今僕，1948）。中国舆论界最初提及冷战时，采用“被李普曼之流所称为‘冷战’的国际尖锐战争”（樊星文，1948）的说法，也有人提到“聪明的丘吉尔先生发明了‘铁幕’这名词，许多宣传家们就创造了‘冷战’的烟幕”（李梨明，1949）。

  丘吉尔的“铁幕”之说和李普曼的“冷战”话语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对于冷战防共反苏的实质，中国媒体也已经有着清醒的认识。“马歇尔计划”被视为美国用以反苏的一个重要武器，有论者对“冷战”前途的判断也聚焦于此，指出国际政治所谓“两个阵营的分裂”，不仅是纵的同时也是横的，两个阵营都在整顿内部，积蓄力量，这个战争的结果对于未来三五年间的世界政治将有决定性的影响（樊星文，1948）。除了从国际斗争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冷战，美国争取世界霸权的经济目标与其争夺方式的变化也受到时人的注意，“（美国）不是简单地夺取殖民地和领土的方式，而是在‘援助’、‘合作’、‘开发’等幌子下去布置其吸血管的扩张方式。它一连串的‘援助希、土计划’、‘欧洲复兴方案’、‘开发滞后地区计划’等，都是从这同一的基调出发的”（冯伯鼎，1949）。“经济是所有导致冷战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因素中最基本的因素”（沈志华，冯小桐，2021）这一观点其实早在冷战之初就得以凸显。

  当时中国舆论界一方面深受欧美冷战共识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附着于冷战之上的霸权本质，并试图在冷战隙缝中谋求中国自身利益。“援华”问题是冷战之初中国的关注焦点。马歇尔判断中国的实力绝不足以占据全中国，建立中央政权（唐陶华，1947年7月24日）。因此，计划启动之初，中国的扩张问题尚未成为其核心关切，但随着1947年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使得美国一定要考虑亚洲地区冷战的应对之策。部分中国媒体上的“援华”倡议也风行一时，认为“马歇尔计划”应推及亚洲乃至中国，时人称之为“援华冷战白热化”（林君慧，1948）。1948年《申报》关注到赖朴翰（Roger Lapham）所提出的“援华”新建议，成为美国“将冷战扩张至中，以求能够击败”的手段（申报，1948年11月3日），但北京《益世报》则认为“援华”倡议实现的可能性很小（益世报，1948年12月5日）。在亚洲推行“马歇尔计划”标志着美苏间冷战东渐，这也源于苏联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积极态度，促使美国开始推行所谓“东方马歇尔计划”，着力基于“制止苏联”的亚洲方案（大公报，1948年10月20日）。由此，中国的战略地位就愈发显著。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基本形成了对国际冷战和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认知，以及构成并表达这种认知的逻辑和话语体系。但是，在美苏冷战的“二元两极”结构中，美国一方面认为中国是冷战时期远东威胁的大多数来自，另一方面又强调苏联对中国的支撑作用，由此导致中国所持有的“冷战观”始终被置于边缘化、另类化的地位。直至20世纪60年代，亚非拉美第三世界作为一股国际力量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才对具有压倒性影响的西方冷战观形成了某种挑战。虽然这种挑战在国际霸权结构中仍显势单力薄，但也蕴藏着打破西方观念坚冰的力量。因此，有必要从中国视野出发来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中国冷战观”，通过认识冷战观形成的历时性和复杂性，来展现中国在此过程中从所谓“边缘”、“另类”向“主流”的延展。

  本文以“冷战”作为关键词，通过“标题+正文”对《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1949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进行梳理，整理出254篇与冷战议题相关度较高、有实质性表述的评论文章（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评论及国际评论），力图将中国的冷战观予以完整呈现（见表1）。《人民日报》作为党报能够较为稳定、清晰地反映党和国家在各个时期的大政方针和外交理念，其评论文章更能集中体现官方的冷战核心观念。表1中的历史阶段分期参考了牛军、沈志华等学者对于冷战的一般分期，并主要依据《人民日报》历年评论文章所呈现的话语转换，来对中国的冷战观予以阶段性概括和主题分类，后文展开论述过程中再提炼出各时期中国有关冷战的“基本观念”。研究之后发现在冷战不同阶段和所谓后冷战和新冷战时期，中国处于国际关系“冲突-缓和-再冲突-再缓和”的总体循环状态中，不同阶段审时度势均有着相对应的战略选择与观念侧重。

  冷战伊始，国际间从未停止关于“热战”的猜想：“冷战是热战的前奏，热战是冷战的后幕”（邓莲溪，1948）。1949年可谓全球冷战的关键转折点，美苏两国将冷战重心由欧洲逐步转向了亚洲。亚洲冷战的情势尤其是中国的参与将美苏两个大国分隔开来，改变了冷战的战略格局。新中国具有非常明显的“革命国家”特征，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国家，也意欲向现存国际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发出挑战。

  1950年2月中苏结盟，“一边倒”加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站到了东亚冷战的最前沿。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关系形成了分水岭，美国曾经觊觎的在华利益化为泡影，导致中美两国长达20年“对峙疏远，互为死敌”（Barnett，1977：178）。由于美国对新中国和的排斥，美国府院之间展开了“谁失去了中国”的大辩论，此后麦卡锡主义与极端意识形态的弥漫更加凸显出中国在冷战中的作用、地位和影响。

  早在1946年8月6日，（2009：1193）在与美国记者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的谈话中就曾谈及“中间地带”：“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从1947年秋季起，为了与苏共中央提出的“两大阵营”理论保持一致，“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在话语系统中消失了八年之久（牛军，2019：28）。1954年（1994：158-159）重提“中间地带”理论，强调中国在美苏对抗中的关键地位。1955年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目的是通过鼓励亚非国家和地区保持中立来扩大国家自主权（约翰·刘易斯·加迪斯，2006/2019：129）。由此，作为“革命国家”的新中国所呼吁、倡导的反帝反殖运动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相结合，形成了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体系。可以说，这是一种有异于西方长期主导的、另起炉灶的话语体系，包含着特殊的语言、理论与逻辑。

  20世纪50年代，中国被认为从一个依附于苏联的“亚洲卫星国”转变为在亚洲不可以小看的“革命国家”和“中间地带”。1954年初，美国政府在充满冷战隐喻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指导下，意识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反殖民斗争的联系，于是将对中国的政策进一步明确为“寻求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方式”来削弱其在亚洲的地位。冷战前期，美国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斗争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导，在美国国务院、新闻署、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略委员会等机构的配合下推进。在东亚“以自由中国（台湾地区）取代中国”决定了50年代及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美国在宣传中运用中国“竹幕”和苏联“铁幕”的话语策略，来制造充满危险、藏匿真相的国家形象。对此，周恩来回应了美国的“反动诽谤宣传”，声明“我们没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胡今，1955年5月23日；江，1956年8月24日）。中国舆论界则随时跟进并批判性译介冷战动态，他们援引《》的评论，宣告美国冷战宣传的末路，“曾经产生过一些最伟大的英文小册子专家、在宣传艺术方面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几个国家花了更多金钱和人力的美国，现在已不再有能力在海外有效地宣传它的信念了”（涛，1955）。中国舆论揭露美国冷战的本质，认为不过是美国“顾问们、专家们、外交政策的策士们、报纸评论员们”人为制造的“冰层”（凌冰，1956）。中美双方无论是“幕”还是“层”的表述，都透露出彼此隔膜、戒备的意味。

  西方冷战观的话语生产与传播对新中国并没有产生压倒性影响。从文献梳理来看，在的文章、讲话中，基本未使用“冷战”这一概念，除了极其偶然的情况以外，几乎从来不提“冷战”这两个字（杨奎松，2001）。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坚持“不断革命”和“中间地带”理论，力图使中国成为更具自主性的国际政治行为体，在外交上则表现为“激进路线年，尤其是在美国侵越战争升级后，进一步提出必须立足战争，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对抗愈发尖锐。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强调亚非拉美洲和欧洲其实就是“两个中间地带”（又称“两个第三世界”），主张联合起来反对美帝。中国对外宣传中着力强调“世界革命”，同时对于“热战”的担忧日甚一日。上世纪60年代末，在看来，“冷战”这个字眼已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不仅美苏全都是自己的敌人，而且世界上到处都处于热战的边缘（杨奎松，2001）。这或许也能说明为何始终鲜少提及和使用西方所谓的“冷战”。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开启了中国“高度警惕、防御外敌”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变。中国一面与宿敌美国实现和解，一面在1973年之后近10年，采取“一条线”、“一大片”战略，着力建立和维护国际反苏统一战线年代中国采取了务实外交的政策，利用矛盾并通过外交牵制达成力量均衡，开始迅速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并于1971年成功重返联合国。尼克松上台后试图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这也为中国实行战略均衡提供了契机，打出“美国牌”以震慑苏联。1972年，尼克松访华标志着中美相互隔绝的僵局被打破，随后《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宣告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启。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美国，因卷入越战和水门事件而遭遇了制度危机，而中国却一度被视为世界革命的典范。1974年2月，从战略意义上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正式发表了“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指出世界政治斗争的中心再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显然为中国在“第三世界”中预留了它理应占有的位置（杨奎松，2001）。

  由“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延伸的“第三世界的联合”以及“三个世界划分”，作为新中国的“冷战观”为中国对外战略和政策提供了认识框架和理论支撑。这些观念虽然与西方“冷战观”迥异，但一度仍被视作冷战大环境的产物。恰如冷战史学者文安立所言：“美苏干涉主义广泛影响了国际和国内结构，第三世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迁应运而生，因此若非冷战，亚、非、拉美洲恐怕不是现在这个样子。”（Westad，2005：3-4）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但是，4月美国随即批准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1981年里根上任后采取“一边发展中美关系，一边维持美台关系”的双轨策略，致使中美关系进退维谷。1982年十二大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一面将中美关系做降温处理，另一方面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84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非杨即墨”的观念，不再受限于所谓“苏美中大三角”的思维框架，也不再继续“两个拳头打人”的格局。1985年6月4日（2009：126-128）精确指出中国决策层在“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和“对外政策”上的“两个重要转变”，这被视为中国退出所谓冷战的一个风向标。自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又一次实现了根本性的调整，其结果就是“告别冷战”（牛军，2008），从1989年5月起，中国与美苏两国均形成了正常外交关系。曾几何时，在西方盛行的“铁幕说”、“竹幕说”通通消失了，中国以一个开放的国家形象出现在世界上（吴国光，1998年3月28日）。即使面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也能相对超然地应对系列变局。

  冷战后期，原本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因素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消解。美苏冷战格局瓦解后，第三世界国家作为中间缓冲地带的作用也消失。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第三世界国家从过去地理政治学的“中间地带”转而成为地缘经济的“新战略要地”。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后冷战”的说法就慢慢的出现，并在上世纪90年代流行起来（见图2）。关于“后冷战时代”的种种推测包括：“三集团论”、“多极均势论”、“文明冲突论”、“单极时刻论”和“全球村理论”等（Harkavy，1997：569-590）。

  1992年上台的克林顿执政期间，虽然被界定为“后冷战时代”，但他不再纠缠于冷战概念，而是选择超越“冷战观”的“全球化”来概括他所处的时代。全世界似乎呈现出某种“告别冷战”旧时代，迈向“全球化”时代的气氛。1999年至2000年，中美分别展开了一场关于时代问题的大讨论，一些中国学者曾提出过“新冷战”的概念，但并未流行开来。2001年布什以所谓“利于自由的大国平衡”为框架，着力缔造美国独步天下的大国关系新秩序，“后后冷战时代”的提法因此不胫而走（袁鹏，2002）。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国列为主要战略威胁，报告称“中国和俄罗斯等修正主义大国寻求利用技术、宣传及胁迫塑造一个与美国利益与价值相悖的世界”（The White House，2017）。自此，美国通过跨部门协调行动、智库配合政府、盟友国合作等形式，发起了“新冷战”话语攻势。多年来，在系列智库报告和政要讲话中着力刻画中国的“锐实力”、“修正主义国家”、“海外干涉行动”等形象来曲解中国，从贸易、科技、外交、文化、教育、媒体等多方面遏制中国，并利用学界“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理论预估来唱衰中国。美国的“新冷战”话语是一套具有历史连续性和内在逻辑性的话语体系，成为干扰和冲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思潮。它的产生与传播既是冷战时期形成、强化的冷战思维惯性所致，也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矛盾和冲突的一种折射（赵庆寺，2018）。

  面对“世界是否已进入新冷战时代”的质询，中国并未跟随美国的“新冷战”话语逻辑，也不认定中美两国正陷入所谓“新冷战”。中国对美国“新冷战”话语的零和思维及其危害性保持高度警惕。近年来，中国接连提出了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人类命运共同体、三大全球倡议等理念和举措，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显著增强。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始终重视起源于“”诉求的西方冷战观及其蔓延效应与后发之力。在此过程中，社会主义中国从未附和西方主导的冷战话语与实践，而是试图破除固有思维框架，在国际社会发出不同的正义之声与和平呼吁。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的“中间地带”理论，到60年代强调“世界革命”与“两个中间地带”，再到70年代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80年代的“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呈现出由主动应战、正面反对霸权实质的西方冷战，转向抽身离场、韬光养晦、迂回否定冷战的务实观念。90年代之后，过去势不两立的美苏对峙格局结束，在告别冷战和反思冷战的后冷战氛围中，中西冷战观均阶段性地体现出中性化和去政治化的倾向。及至2010年代，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西方深恐中国的挑战和超越之势，于是再次祭出二元对立的“新冷战”，中国则一再声言反对“冷战思维”，谋求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可以说，中国总体上秉持的是从“独立自主”到“和平发展”再到“合作共赢”的“反冷战、去冷战”的“冷战观”。

  在冷战观的形成、演变与传播中，政界、国际组织、智库以及媒体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冷战衍生了最具争议性的学界与政界“官智合流”的现象：一方面，社会科学界接受政府资助产出增强国家“软实力”的知识产品，为美国“整体冷战”服务，以专业相关知识“反击扩张”（Solovey & Cravens，2012：7-8），同时政府项目介入学术体系的派生效应还刺激了诸如地区研究、传播研究等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兴起和“行政学派”趋向，甚至对学科制度的建立、方法论和知识本体这些被认为是学术事业基本要素的部分产生深远影响（牛可，2003）；另一方面，一批知识分子兼具教授与政府顾问双重身份，参与到政府决策系统中，形成政界、学界和智库的“旋转门”机制。受冷战逻辑的支配，“官智合流”并没有导向积极意义上的“专家政治”，而是催生了一个“政治-学术复合体”（张杨，2012）。他们通过理论探讨、学理论证、学派争论等，逐渐形成并传播以西方学界为主导的冷战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不同阶段形塑着人们的冷战观，影响着人类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与认知。

  一般认为，冷战研究经历了从“正统学派”到“修正学派”，再到“后修正学派”的过程。有学者觉得“正统学派”是基于外部环境形成的，“修正学派”则以美国内部利益为基础，“后修正学派”看似是一种不可知论的融合，但事实上更立足于外部环境（Eden，1993）。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正统学派”所关心的中心问题是：冷战为何会发生?其性质应当如何界定?正统派的观点认定苏联是冷战爆发的第一责任者。一些正统派的学者同右翼保守派政客遥相呼应，学术研究受到20世纪50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狂热浪潮的影响（王帆，2000）。进入50年代中后期，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正统派学者朝着非政治化方向逐步转变，认为在冷战时期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决策者们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算计，而不是他们对自身“肤浅的意识形态承诺”的考虑（陈兼，2001）。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后，正统学派开始受到新崛起的修正学派的挑战。由于世界反战运动蓬勃兴起，一些修正学派学者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再思考，从而提出完全不同于正统学派的观点。修正学派认为冷战起源于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误解，苏联的政策是为其自身安全服务的，并不存在所谓苏联扩张的威胁（王帆，2000）。他们也认为美国在冷战中所推行的是一种为美国资本利益集团直接控制世界资源与市场服务的、现代形式的帝国扩张政策。因此，大多数修正派学者同正统派学者的共识在于，他们都以为冷战的实质是利益之争，而非思想观念和制度之争（陈兼，余伟民，2003）。

  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由于各国外交档案大量解密，使得研究者从新的史料依据出发，对冷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所谓“后修正学派”。后修正派学者着力于重建历史，在冷战起源的问题上又部分地回归正统派的说法，认为西方的遏制政策出笼过晚，使得苏联获得了扩张和发展机会，造成美苏冷战对峙。后修正学派有别于前两种派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化了对其他几个国家的冷战研究，突破了以往的“两极论”观点，提出“多国合力说”，尤其强调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王帆，2000）。

  正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的冷战研究，从上世纪4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一直主导着国际学术界。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档案与资料，研究视野集中在高层政治、大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等领域，囿于制度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冷战学术观有着非常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倾向。不过，直至苏联解体，过往隶属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冷战研究，就没有预测到全球冷战会以此种方式终结，这使得该研究领域的科学性遭遇质疑和挑战（Gaddis，1992）。

  20世纪90年代初，一批冷战研究国际学术机构相继成立。这些机构加强了对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档案资料的运用，相关研究取得一定的突破性进展。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引发的“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新潮流。加迪斯强调冷战中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大国利益之争的物质性“硬实力”，而是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等“软实力”（Gaddis，1997）。加迪斯对于“软实力”的关注、对多元势力的考量、去美国中心的国际视野等，带动了来自不同国家、分属不相同的领域的学者加强学术交流、进行个案研究，由此产生了“冷战史新研究”的学术现象，并几乎形塑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具有共识性和统领性的冷战学术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一批具有西方留学经历的华人冷战研究者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包括薛理泰、张曙光、翟强、盛慕真、陈兼等。许多国内学者有关冷战史研究的一系列论著也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并对“冷战史新研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资中筠、陶文钊、沈志华、杨奎松、牛军、章百家等均为代表性学者。

  2000年左右，学者们的视野从传统的外交史、国际史和政治史转移到社会文化领域，并采用跨国史路径，推动了新一轮的范式更新。冷战史研究的文化转向（Griffith，2001）使得“文化冷战”（Cultural Cold War）成为研究焦点，学者们不断挖掘冷战中学术交流、跨洋论坛、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电影、表演、摇滚乐、展览等方面的影响力（Richmond，2004），尤其电影、广播等媒介的文化力量备受重视。21世纪以来，学界对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网络中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深化拓展了过往倚重国际体系和外交政策的传统“冷战观”，凸显了国家力量之外社会、组织和个体的作用。

  总体而言，西方学术界的观念涓滴与流播，使得学者个体的学识汇聚为学术群体与学派，并扩大了知识传播的疆域，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潮，其中还蕴含着心理共鸣、思想动员和形塑建制的力量。西方学者一贯声称的“纯粹学术研究”、“为自由而学术”背后所隐含的现实政治指向往往是让人难以察觉的。中国学者在西方学术影响力之下，一度处于被动接受美国中心的冷战观、使用西方话语的境地，不可避免地陷入其意识形态、价值立场和思维逻辑中去，甚至有可能掉进西方设置的话语陷阱。但是，随着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从中国经验出发，学术视野也更具批判性，能够广泛搜索并运用档案资料，讲求跨学科交叉与学术规范，且以开放的心态实现与国际学界的互动交流，这有利于中国学者破除以往冷战研究的美国中心主义知识霸权。虽然中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研究介入较晚，但已开始与国际学术界保持同步发展，未来在国际知识传播中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西方冷战观毋庸置疑曾作为对一个时代意识具有支配性的观念，但是整体冷战观的演变历史却并非螺旋上升式的、一维历时的固化形态，而是存在统一与差异、连续与断裂、承接与转换等因素的复合过程，这反映出冷战观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研究试图提供关于冷战观的整体性认知，通过历史梳理对中西冷战观进行考察与反思，对照并汲取新中国成立以来“冷战观”的认知源流与发展演变，表明历代中国领导人在对国际局势和对外政策等一系列核心问题的战略竞逐和认知表述中，形成了另起炉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冷战观”体系，其中“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划分”、“独立自主不结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观念，蕴含着中国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中国底色。中国在新时代所秉持的“去冷战化”、“非冷战化”等观念，更彰显出在全球治理架构中重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本研究不是纯粹的以关键词考证为核心的概念史研究，而是侧重对于“观念群”的连接，既考察与冷战相关的基本观念（如冷战、铁幕、竹幕、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划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又借助了复合观念（如话语生产、权力运作、知识传播等），并结合冷战语境和历史条件的意义挖掘来审视冷战观理论和实践是如何被系统化建构和运作的。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既关注冷战观念的历史“事实”，也重视其中包含的观念价值，展现了冷战观念光谱中关涉两歧性的解释。

  苏联解体以后，西方认为“铁幕”已经坍塌，“竹幕”也将分崩离析，但中国的经验证明西方理论对中国发展的宏观预测是失败的。这也促成中西方关于冷战、后冷战、后后冷战、新冷战的一系列思考不再仅仅遵循西方所固有的冷战观，而是构成了观念变革和理论创新的契机。政治学者景跃进曾提出区分理论创新的四个递进层次：第一层是提出新的概念；第二层是提出新的修正性／补充性命题；第三层是提出新的中层理论；第四层是进行范式革命（景跃进，2021）。理论更新程度越大，对于研究者知识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要求就越高。就目前国际传播而言，若要在过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和引领，必须“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进行跨学科融合，在难度更高的范式革命的层次上有所突破，生成新的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

  从冷战、后冷战到新冷战的“三段论”演化中，国际间的利益之争、思想交锋、话语争夺此起彼伏，过往清晰的“敌我”矛盾在如今以地理政治学和地缘经济的中性面目出现，西方话语和学说借助政治操作、媒体传播和学理论证仍保持着出超的地位。当下，战略传播要破解和超越西方“非杨即墨”、“非此即彼”的“冷战”和“新冷战”思维，唯有不断往返于历史探究和现实需求之中，深刻理解特定语境、辨析理论陷阱、考察价值立场、明晰思维方法，“新冷战”的国际舆论困局和全球治理僵局才能迎刃而解，也才能在此过程中延展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特色价值维度，形成去冷战化、非冷战化的战略传播正当性论述。

  （向芬：《战略传播视野下“冷战观”的源起、竞逐与流播》，2025年第2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